一、昔日的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农业学大寨”在全国蓬勃兴起
1、大寨精神的形成以及在山西范围内的广泛宣传
说到大寨就不得不提到陈永贵，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所在村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后来在北京逝世。
大寨在1945年解放，在1946年由贾进才组织了互助组，他和贾承福等人领导当地的贫苦人民搞土改，抓生产，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1947年建立了党组织，1949年随着祖国的胜利解放，昔阳县的生产建设也渐渐步入正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1949年，大寨村粮食平均亩产达175斤，人均占有粮食568斤，村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1]
1953年在昔阳县委的支持下，成立了陈永贵为首的大寨初级农业合作社，合作化时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以及贾进才、贾承让、梁便良、宋立英等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获得了初步成效，到1955年，成立大寨初级生产合作社，在1955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的背景下，大寨成立了“新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贾来恒任支部书记，陈永贵任合作社主任。
在陈永贵等的领导下组织广大群众，走集体化的道路，首先向群山恶水展开宣战。铺开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战场，制定出十年造地规划。那时大寨的地形是由一道道深浅宽窄不同的山沟和沟与沟之间的一道道高低长短不一的坡粱组成，大寨人种的地，不是挂在那些山梁上，就是挤在沟边上。号称观亩土地，东一巴掌，西一簸箕，七零八落分成4多块散布在一面坝上，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沟八粱一面坡”。黄土高原，荒山秃岭，十年九旱。平时，人们吃水困难，到了雨季，山洪暴发，沟壑惊呼，立时成灾。[2]他们就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不分昼夜的苦干，河沟造良田，山坡造梯田，花去了十年的工夫，改造了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修成了亩产千斤的高产、稳产海绵田。不仅解决了大寨人的温饱问题，而且每年上交国家20多万斤余粮。
1963年，大寨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洪涝灾害，山流、地冲、房倒、窑塌， 139亩梯田全部被冲光，41亩好端端的庄稼苗淹没在泥水里。全村140眼窑洞倒塌了113眼，125间房子倒塌了77间，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十年心血付之东流。灾后上级领导慰问大寨人，并送来了钱、粮、物资，大寨人没有收下，给国家退回去了，并说："遭灾地方很多，如果都依靠国家救济，国家的钱财从哪来呢？"党支部当即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钱、粮、物资，交售国家粮食不能少、群众分红不能少、社员口粮不能少"。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开展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热潮。就在这样一个大灾之年，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粮食总产达到42万斤，亩产达到742斤，仅比去年减少4％，卖给国家的粮食达到34万斤，社员的口粮达到400斤，都没少于去年，而全村的综合收人比去年还略有增加，实现了“三不要”和“三不少”的目标。[3]花了五年时间，成就了一个崭新的大寨。。在1.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植树造林1000多亩，整修良田800多亩，修筑盘山公路12华里，建蓄水池6个，容水10000多立方，盘山水渠28华里，铺设地下水管道30000多米，旱地灌溉面积达400亩，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化。
1963年3月，山西省召开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会议再次号召向大寨和陈永贵学习，要求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一面红旗”。 《红旗》杂志在1963年第13、14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论。7月1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又红又专》的社论。社论指出，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都走在最前线，成为最积极的分子，成为政治上的旗手，再进一步，还要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大寨的先进经验，并将大寨精神概括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立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品格”山西省、地，县各级组织提出：学大寨，赶大寨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农村，而要扩大到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他们认为：大寨精神“不仅是农业战线上的旗帜，也是我们文化、教育、卫生工作者学习的榜样，”“无论在政治理论学习和检查各单位的工作上，都已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作为内容之一。”“使我们全体职工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大大提高一步，进一步适应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4]至此，大寨精神已经在山西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2、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口号的提出以及大寨精神在全国的推广
1963年5月，毛泽东亲自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加了批语，把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评价为“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1964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插话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中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经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同意，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农业学大寨”学什么的问题作了精辟的概括，提出要学习大寨大队“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的汇报时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农业要靠大寨精神。你给他钱，他搞的不好；你不给他钱，反而搞得好一些。农业靠大寨，工业靠大庆”。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说：“农业还是靠大寨精神。”
1966年8月12日，经毛泽东同意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周恩来总理来大寨进行了三次视察。并对大寨的根本经验，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一九六五年的五月二十一日，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就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第一次视察了大寨。紧接着，在1967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越南贵宾，又一次视察了大寨。1973年4月12日，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以及林佳楣同志，陪同墨西哥贵宾第三次视察了大寨。毛主席的号召和周总理的三次视察使中国山西的大寨村闻名全国乃至世界。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大寨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国际国内客人在十五年内到大寨的人数达1000万人次。大寨人把鼓励和鞭策变为动力，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工作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成果。
   “农业学大寨”体现了当时国家领导人对于农业的初步设想，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尤其是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局面下，大寨自立更生精神的提出也鼓舞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3、文革开始后，大寨蒙上了一层政治运动的阴影
这一时期，“学大寨”被走了样，它无限地成为了国家政治的“风向标”，被任意曲解、泛滥和放大，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作为自己的政治台阶。
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为推动全国农村的“斗、批、改”运动，农业部先后两次在大寨召开了全国学习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经毛泽东同意，概括两次会议精神写成的《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于4月3日印发到全国，供各地参考执行。《纪要》从“左”的路线出发，强调指出：“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方法问题”，“而是不让旧的剥削阶级复辟，不让新的剥削阶级产生，不让集体经济迷失方向，不让贫下中农变质，不让无产阶级江山变色的问题”。提出要“彻底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把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群众运动引向高潮”。此后，广大农村在批判“工分挂帅”的口号下，普遍推广这种被歪曲了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5]
当然虽然大寨在这一时期赋予了政治斗争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正确的看待农业学大寨这一事件。在这一时期，农业学大寨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共山西省委作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总结》在深刻剖析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同时，明确指出：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全省“各级党委在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全省人民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许多先进单位“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了生产，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对国家也作出较大的贡献”。[6]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批语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成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

二、今日之大寨——依托品牌的力量，成功的完成了由“政治品牌”由“经济品牌”的转变，重新诠释了新大寨精神。
昔日的大寨，不得不提陈永贵，而今日的大寨，也不得不提一位传奇式的人物郭凤莲，她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党总支书记,1947年生于昔阳县离大寨不远的武家坪村，三岁失去了母亲，寄居在大寨村的姥姥家。1962年完小毕业后在大寨务农。1963年参加了大寨的抗灾自救，同当时的“铁姑娘”们一道投入到了“先治坡后治窝”的劳动。1964年，年仅十六岁的郭凤莲，任铁姑娘队队长；她与那些花季少女同男社员一样战天斗地斗，改造家乡落后面貌，成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曾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接见和赞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寨形势和全国农村一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1983年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八十年代后期，大寨开始尝试发展乡镇企业，建起了煤矿、化工厂等小型企业。期间，农民放开手脚，个体经营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养鹿、养猪、养羊，做豆腐、汽车、拖拉机跑运输，经商等专业户相继涌现。多种经济成份打破了单一的农业生产格局。
　  九十年代，是大寨大胆改革，锐意进取的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起了大寨人的志，壮了大寨人的胆，使大寨人深刻认识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哲理，使有艰苦奋斗传统法宝的老典型再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大寨党支部的带领下，解放思想，学习全国先进农村的经验，规划大寨新发展蓝图。九二年全村每户出一人，组织了140多人到河北省先进农村参观学习，而后又多次组织干部到外省外地学习，通过数次实地学习考察，给大寨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郭凤莲书记重返大寨，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大寨改变了过去“以粮为纲”的单一模式，逐步走向贸工农结合，全面发展，以二三产业为主的轨道，第一年就盈利10万余元。成立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引项目、引人材、引资金建起了年产10万吨的水泥公司，粮食转换的酒业公司、制衣公司、煤炭发运站、煤矿、毛衣厂、贸易公司、吃住行一体化的森林公园。十个企业年收入9050多万元，1999年-2000年，年上缴国家税收分别为300、350万元，上交提留资金年300多万元，人均上交国家1万多元。截至2008年底，大寨工业产值达3个亿。上交国家税收1800万元。村民都住上了新单元楼和别墅区。
现在的大寨已经成为一个优美的公园式山村。层层梯田庄稼葱绿，田田池水波光旖旎，人造森林郁郁葱葱，处处果园硕果累累。大寒村窑洞整齐，街道清洁，人民热情好客。大寨的交通、通讯等基础条件已经大有改善，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农业旅游区。
新时期的大寨，依托名地、名人打造大寨品牌，如今已成为30多种商品的、品牌，中国许多市场都有“大寨”牌商品销售，“大寨”这个品牌的无形资产给大寨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大寨核桃露、大寨牌衬衫、大寨铝塑管、大寨醋、大寨黄金饼、大寨金鹿酒等产品纷纷走出娘子关，行销全国，大寨核桃露的广告在央视热播。来大寨旅游的客人，首先要求喝大寨酒，饮大寨核桃露，吃大寨的压饼、窝头。在着力打造“大寨”经济品牌的同时，“大寨”品牌所凝聚的巨大精神价值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了解，一些“政治明星”、“影视明星”也随着“大寨”品牌变成了“经济明星”。
    在狠抓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寨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经常组织干部群众学习邓小平理论，开展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法制的教育，进行优良传统的教育及江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举办不同形式的培训班，如：农广校、农科教、法制教、经营管理、营销出销、外语学习等，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主力和实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2 0多年里，国内外前来参观学习的人数达1000万人次，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那时的大寨，无疑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圣地”。而今，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大寨早已撩去它那层神秘的光环，回归了既往的山村本色，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走的实实在在。 勤劳智慧的大寨人，明天的生活会更美好。中国昔日的第一村将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