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不大的村庄。因为在1960年代在中华大地兴起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名扬全球,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大寨逐渐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1990年代以后,大寨人在当年的铁姑娘郭凤莲的带领下,让集体经济焕发了青春,实现了大寨“二次创业”的阶段性成就。大寨人为什么能够在“二次创业”中都能够创造辉煌,集体事业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寨人如此亲睐?这其中和大寨人经过陈永贵领导的“一次创业”留下的文化沉淀有直接关系,一般我们都把这种文化积淀叫大寨精神,这是大寨人把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再结合自身实际,通过思考、学习、奋斗,逐渐形成的自己特有的理念、风格、态度和习惯,这其中合作的成分很大,这是大寨人对中国式的合作文化的创新。这种合作文化在大寨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大寨人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得到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顶级政治家的关爱和引导,又得到像人民日报记者、地方干部学者般的提炼,所以一个村庄得以成为一种特别的新文化载体,在不同时期,这个村的农民始终坚守者某种东西,其中聚合着他们生存的保障和希望,也寄托着他们生活的信念、理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梳理一下大寨合作文化的创新历程,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大寨合作文化的根与源。

根,即根本。文化的根本来源于地域风土人情。源,即源泉。这是根本文化变成活水源头以后的人文环境。大寨合作文化根本来自愚公移山精神,愚公移山本身是为了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是以人为本的,所以讲究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才会学习愚公移山精神。大寨合作文化的源泉,来自革命队伍里的经过愚公移山精神熏陶过的那种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同志氛围。大寨人认同合作文化,并加以创新,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虚荣,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了社会主义的农民能够过上好日子。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城东南5公里的虎头山下,地处太行山腹地,平均海拔1000米,总面积1.88平方公里,全村现有居民接近200户,500多口人。

  关于大寨村的形成,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只能根据传说推测。相传在北宋年间,宋军为抵御金兵,曾派兵把守距今天的大寨东北方约5公里的虹桥关,大寨就是宋军的一个驻军营寨。据说当时守军建有两个营寨,大的叫大寨,小的叫小寨。这便是大寨村名的由来。据当地人讲,小寨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存在,但住户已经很少,再后来就基本没有了。

  山西之名,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春秋时期,大部分地区为晋国所有,所以简称“晋”;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因而又称“三晋”。山西自古战事多,因此叫“关”、“堡”、“寨”的地方也就多。在山西,有名的大寨就有两个,除了昔阳县的大寨,榆社县也有一个叫大寨的地方,一度也较有名。因为那里也出过一个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叫张志全。还在1950年,张志全就成了全国劳模,而陈永贵当时还少有人知。

  昔阳县的大寨位于虎头山的一个坡面上,村中间是一条沟。在人民政权建立前夕,全村有约800亩耕地,64户人家,190多口人。这些耕地如果平均占有的话,每户约合10多亩。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按照大寨展览馆提供的数字,当时全村约800亩土地,有60%,也就是大约480亩为1户地主和3户富农所占有;另有22%,即170多亩为12户中农所占有;而其余48户贫农、下中农一共才占有不到150亩耕地。太行山区的耕地十分贫瘠,生产条件又极为简陋,粮食产量很低。1亩地1年能收获70公斤粮食就算不错了。广大农民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大寨人说他们过去有三穷、五多。三穷是:人穷,地穷,村子穷;五多是:当长工打短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后来使大寨闻名天下的陈永贵,他的母亲和姐姐就曾被卖掉过,而他的父亲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就是上吊寻死的。由于人穷,大寨村的住宅也十分简陋。人们多在山沟的两边土坡上挖土窑居住。只有少数有钱的人家盖得起砖房或用石头垒起窑洞。

  大寨穷也没有穷出名来,因为太行山深处的乡村普遍很穷,大寨并非特殊。

  大寨村之所以名闻天下,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村里出了个陈永贵。在他的领导下,大寨村民自力更生、战天斗地、艰苦创业,重新安排家乡的山河面貌,从而引起了世人的景仰。而在陈永贵之前,大寨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印记。民国年间编修《昔阳县志》,尽管大寨距县城只有5公里,但由于“无可道也”,县志竟连大寨的村名都不记载。

  昔阳在1940年被日本人占领,成了沦陷区。不过在当时,凡有日本军队的地方,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太行山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斗争的重点区域,除了正规军,还有许多抗日游击队。当时在昔阳一带活动的就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营。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斗争中发展壮大,也教育了广大生活在太行山区的老百姓。共产党、八路军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给太行山地区留下很多文化影响。

  1945年8月,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昔阳县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大寨的贫苦农民盼来了翻身解放的一天。在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中,大寨35户贫农和下中农分得了土地400多亩、房屋41间、窑洞32眼,还分得了一些牲畜和生产工具。 第二年,大寨贫苦农民贾承福、贾承财、贾进才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大寨村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开始,他们被编入邻村武家坪的党支部。1947年,便在大寨正式建立了党支部,贾进才为首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可以说是一位老革命,他身上有很深的革命情结,这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村干部的特点。

回顾大寨的历史,有两点不容忽视。

一是愚公移山精神的根本性影响。按照中国古典名著《列子》的说法,太行山原在今天河北省的南部,与它并排着的还有一座王屋山。相传很久以前在山北住着一位叫愚公的老人,见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便率领他的儿子和孙子要把这两座大山搬走。有个叫智叟的人看到他的这种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就对他讲:这两座山太大了,你怎么能搬得走呢?愚公回答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你难道不知道,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而山不会再增长,搬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搬不走呢?于是,愚公一家老小每天挖山不止。后来这件事感动了“天帝”,他派了两个神仙把两座大山给背走了。太行山这才被移到了今天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的地方。

  《列子》一书讲述的很多故事属寓言性质。寓言主要用来说明道理,故事本身却不可以太当真。不过,愚公精神里面过去我们比较强调艰苦奋斗精神,显然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则寓言里面反映出来的合作精神,你看愚公和儿子、孙子是合作的,不是单干的,子子孙孙也是合作精神,还有愚公感动上帝,人与神之间的合作精神,这些都是后来现代人合作文化的深厚底蕴。

大寨村,就位于愚公当年曾试图迁移过的太行山的深处。而大寨人所做的事情,的确与愚公移山十分相似。这就找到了大寨精神的文化之根。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大寨人在共产党来之前,虽然也很勤劳可为什么还是那么贫穷?

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点,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对于愚公精神的改造,进而创造性的发挥、运用。这又分两个层次理解。

第一层,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大,这次大会被毛泽东称为“团结的大会”,所谓团结就是合作,为了实现全国人民更大的合作,为了感动共产党的上帝——人民,为了和人民有更大更深入更长远的合作,毛泽东作了著名的《愚公移山》讲话。党组织几乎是采取普及性教育方式加以传播毛泽东的《愚公移山》的,以至于农民后来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是愚公移山精神成为大寨精神活水源头的必要前提。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前提条件,所以共产党人才不怕过去农民的散漫缺点,敢于出来组织农民发挥自身勤劳优势,从而走上学习愚公,艰苦创业之路。由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革命取得了成功,所以在组织农民建设新农村时,就格外有号召力,这就是文化的作用,是党组织和农民真诚的合作的作用。大寨解放的早,党组织在那一带活动的更早,所以大寨那里的合作文化,在大寨人开始一次创业之前就有了深厚的积淀。

第二层,大寨党组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了两位上正规学堂不多,然而却对我党倡导的愚公移山精神,有着深刻领悟的支部书记贾进才和他的接任者陈永贵,首先是他们俩的合作,然后是全体大寨人的合作,才开始了大寨人的“一次创业”,即社会主义时期,大寨人的集体创业。

     这样,我们对于大寨人艰苦创业中表现的合作态度、合作行为就觉得是有其必然根源的了,进而对于大寨人的合作文化创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大寨合作文化的起与兴。

     大寨人的“一次创业”成功,创业带头人陈永贵起了极大作用。陈永贵这个人才的发现和启用,和大寨首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有直接关系。大寨合作文化起始于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标志性的事件是贾进才与陈永贵的合作。大寨合作文化兴盛于陈永贵领头的“一次创业”。

    

     1、贾进才与陈永贵同志式的合作,堪称楷模。

     在陈春梅著的《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有这样的记述:“1952年冬,他当上了省级劳动模范。随着他的各种能力逐渐显现,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深感他非平庸之辈,就提议让他担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说:‘我从互助组时期就看得出来,陈永贵处理问题有绝招,有手段。我脑袋没人家灵光,说话也总不如人家,人家上嘴唇和下嘴唇一挨,不执行也得执行,他有一种服人的能力。我们都是为了大寨,能做梁就做梁,能做柱就做柱。’

     那一年,大寨村党支部大会重新进行选举,大家一致同意爷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贾进才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同时我们也留意到他关于“梁”和“柱”的比喻多么具有合作文化气息啊!贾进才和陈永贵的合作也就是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不妨做两点深入分析。

一方面,作为一个领导者都需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长处和不足,而这些光靠自己是很难完成的,也就是说靠一个人的反思,是不行的。这只能通过与他人的交往,通过实践,才能获得。贾进才就是和陈永贵的交往、实践,才发现自己和别人的相似性,还有互补性。因为相似性,贾进才和陈永贵互相之间感到安全可信,这是合作的基础;因为互补性,两人成为坚强的领导集体,这是进一步带领全体大寨人更好合作的条件。

另一方面,贾进才主动“让贤”,并且在让贤之后依然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直到终身都是陈永贵最真诚的同志,他和他的的夫人、大寨解放后首任妇女主任宋立英都是著名劳动模范,都是陈永贵带领大寨人创业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这是不可小视的创业因素,这是陈永贵作为一个创业带头人不可缺少的精神后盾,没有这个后盾,就不可能有陈永贵那么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以及百折不回的英雄气慨!要知道,陈永贵后来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回过一次大寨,就是在虎头山上,他和他的老伙计贾进才进行了最后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谈心!他们的合作,那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完全可以描述完整的啊!

由此可见,大寨人组织起来,在陈永贵带领下开始创业时,就有了极其深刻理性支撑,有着深厚的合作文化基础,而不是偶发因素导致的一场运动。

2、陈永贵为大寨合作文化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

大宅文化

毛泽东亲切接见陈永贵

陈永贵领导的大寨能够成为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不是吹出来的,是实干出来的。大寨人“一次创业”不仅创造了像举世闻名的梯田、“海绵田”,以及有科学依据的高产田,还有即使在灾年都不少交的公粮,这些都是物质文明成果。而且,陈永贵本人在创业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的思想,总结了各种实际工作经验,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大寨特色的理念、作风、方法和经验,后来又经过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顶级政治家的引导,一批地方干部和学者的提炼,形成了完整的大寨模式,供全国农业学习,还影响到海外,这是精神文明成果。

大寨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就形成大寨特有的文化,而陈永贵在合作文化方面的闯与创,奠定了独特的基础。

陈永贵原先不识字,在全民扫盲运动中,开始学习文化,43岁脱盲,随着在领导岗位上的历练,以后认识的字也逐渐多起来,一般报纸上的字能看下来,但就是这样一位农民,却有一副出众的口才。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以劳模的身份被邀请到首都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10000多名首都群众作报告,一个农民到庄严的国家级的讲坛上发言,在世界上是罕见的。陈永贵以朴实的农民打扮出现在讲坛上,手中没有讲话稿,完全是即席式的。他讲到“老少组”与“好汉组”,讲到三战狼窝掌,讲到战胜63年的特大洪灾和重新解释了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整整讲了半天的时间,连一句话也不重复。到结束他的报告时,他表现得特别理性、慎重,他说:“我今年已经50岁了,记性不多忘性倒不少,保不住那些地方说错,说错的地方请批评指正”。在整个报告会上,他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到会的人们看着他头上扎的那块白毛巾,又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讲话,越发觉得陈永贵不是一般的农民。

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陈永贵报告后评价说:“陈永贵讲的真是生动,人才!人才呀!他没有提到毛泽东,但整个讲话都充满了毛泽东思想,他没有学过辩证法,但从头至尾讲的是辩证法!太好啦!陈永贵了不起呀!”那个年代人们把能看一眼陈永贵,近距离目睹他的风采做为一种奢望。就在那次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回家的途中,在列车上不知是谁走露了消息,同车人几乎都知道他坐在列车的一节车厢里,各个车厢为此骚动起来,都想看看这位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风云人物,都怕错过这个良好的机会。列车长实在难于维持秩序,就领着陈永贵在列车上走了一个来回,满足了大家的愿望。

我们一起来看看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总结的《自力更生十大好处》:

 第一,自力更生激起了干部和社员更大的革命干劲,调动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大寨在大灾之年能够做到“三不要”,和“三不少”,也就是“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大寨人靠的就是全体村民的团结、合作的冲天干劲。干劲是从哪里来的呢?陈永贵认为就是从自力更生来的。他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总结道:社员们说得好:自力更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家园,谁也愿意建设得快一点。为了早日战胜灾害,原来积极的社员更加积极了,过去劳动差的社员也变得积极了。

  第二,自力更生能使社员更加热爱集体、依靠集体,自觉维护集体的利益。陈永贵后来总结说,十多年来,我们坚持自力更生搞建设的方针,把穷大寨变成了富大寨,一步一步地吸引着广大社员心向集体。1963年遭灾后,社员们损失了口粮补上,塌了旧房集体给修建新房。通过这些事实社员们更看清了集体的力量,把集体看成了自己的命根子。陈永贵说:“自力更生的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如果没有自力更生,不去艰苦奋斗,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

  第三,自力更生进一步增强了社员之间、干群之间的团结,形成了一种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的新风气。陈永贵总结说,大寨遭灾后,大队统一制定了恢复土地和庄窝的计划,这个自力更生的计划完成得好坏对每个社员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它把社员的心连在一起,促进了社员相互团结,相互帮助。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也使大家养成了齐心合力想办法的习惯。

第四,自力更生医治自然灾害创伤,不仅有利于当前,而且有利于长远。陈永贵事后总结说,遭灾前,大寨最大的地块是5亩,灾后,村里建成了15亩大的地块。遭灾前,大寨不少耕地的石坝石块小,地里缺少完整的排灌渠道。灾后,大寨人以更高的标准来建设农田,垒坝,小石头变成大石头;整地,小块连成大块,新增加了排灌两用渠。村民们说:灾害逼着咱们往高处走,咱要一年建成"永久田",不光咱们这一辈子,下一辈子也不让它坏。

第五,自力更生促进了勤俭办队,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陈永贵引用了村里人常说过的两句话:“顺手飞来的钱花一元也不可惜,自己劳动赚下的钱花一分也心疼。”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就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集体的资金来办事情的,因此,大家处处注意精打细算,尽可能地少花钱多办事。自力更生还培养了社员勤俭持家的好风尚。许多人说:集体的家业来得不容易,自己不能轻易给集体增加负担。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

第六,自力更生考验了干部,锻炼了干部,增长了干部的才干。陈永贵认为,办法是困难逼出来的,本领是斗争中炼出来的。如果单纯依赖国家,拿上国家的钱买东西,谁还干不了!哪里还能锻炼出好干部?自力更生战胜灾害,就迫使干部在困难面前动脑筋,想办法。1963年遭灾后,大寨遇到了许多困难和矛盾,克服一个困难,解决一个矛盾,干部就有一次新的提高。其中,最重要的是,干部的思想水平提高了。通过实践,大家认识到:灾害和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被困难吓倒;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生产 队长梁便良说:“过去常说群众路线,体会不深。这一年可是看清楚了,自己不敢想的事情办到了,自己想不出的办法群众给想出来了。”

自力更生也促进了干部更好地参加劳动。因为干部不带头实干,就不能带动和影响群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第七,自力更生能使干部和社员看到自己的缺点,找到差距,并积极想办法消灭差距。大寨灾后搞建设,需要很多木材,不得不花许多钱去外边买。为什么?大寨党支部找出了差距,认为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植下树。这件事也使大寨的干部和群众认识到,生产发展不全面,造林工作没有赶上去。他们又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没有赶上去呢?党支部认为就是干部过去对群众的革命干劲估计不足,常说是劳力缺乏,没有认真地发动群众植树造林。自然灾害逼着大寨人抓这项工作了,结果第二年各项工作任务最繁重,可是造林成绩也最大,一个春季,全村共植树7500多株,荒山播种300多亩,等于前十年的总和。陈永贵据此认为,"可见,工作上的差距,首先是思想上的差距,自力更生的要求,使我们认识了这个差距,也就有了消灭差距的可能。"

第八,自力更生对巩固人民公社有利。大寨公社共有23个生产大队,大家都遭了洪灾,有的队家底比大寨薄,困难多;大寨不向国家要钱要粮,国家就可以重点支援困难多的大队,进一步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增进全公社的团结,促进全公社生产的发展。

一年以后,显然是由于阶级斗争风声日紧,也可能是在某个文化人的帮助下,陈永贵修改了第八条好处,将其改成:自力更生打击了阶级敌人的气焰,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陈永贵总结说,刚遭灾,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眉开眼笑,幸灾乐祸,他们说:“国家不救济不行,大寨没有那么大力量战胜灾害。”可是我们没有要国家一分钱、一斤粮,依靠集体的力量,恢复了70%的土地,把大寨建设得更好,自力更生战胜了灾害,使贫农、下中农更加扬眉吐气,腰杆子挺得更直了,说话做事更理直气壮了,使阶级敌人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认输了。

第九,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给革命接班人树立了好榜样。陈永贵认为,现在的青年人,都是吃蜜糖长大的,他们没有经受过旧社会的苦,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大困难。我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就使他们懂得了应该怎样对待困难。大寨村的青年人,经过一年的奋斗,已经认识到:困难并不可怕,只要有革命干劲,靠自己的双手能把幸福争回来。

第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推动了“一带二”比学赶帮运动的发展。通过灾后的生产自救,大寨周围的社队,更主动地和他们联系,互学互帮,积极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虽然这个《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但就其主要方面来讲,还是正确的。当时我们的国家还很困难,需要国家做的事情很多,如果大家遇事都向国家伸手,国家将不堪重负;如果人们都能像大寨人那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则国家的经济调整就容易走向正轨。陈永贵作为一个山村农民,能够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问题,以国为怀,的确很不容易。


陈永贵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学历,却精通文化的农民,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文化人。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比一般的人理解的深,领悟得透。

首先,陈永贵保持了中国农民朴实厚道的作风,他不仅帮助了大寨弱势群体,而且还通过减轻国家的负担,帮助了国家。陈永贵因为对民族国家根本利益的把握,才使得一个小山村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步伐,从而使得大寨走向全国,进而走向世界,这是陈永贵对于大寨合作文化民族性的把握。

井沟是大寨南面的一个贫困村。从1959年开始,大寨开始在经济、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帮助井沟村追赶自己。到1962年,井沟村的粮食单位亩产量就由1959年的135公斤提高到202.5公斤,成了全省的先进单位。对此,后来省委总结了陈永贵常说的几句话:“咱们爱集体,要爱自己的集体,也要爱别人的集体,更要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这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一个大队算不了什么,国家是大海,自己不过是一滴水。一个大寨生产再先进,卖的余粮再多,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全省、全国的生产大队都办得比大寨好,国家还怕不富足,我们还怕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捣乱!所以,我们诚心诚意希望各兄弟队,都能赶上大寨,都能超过大寨,赶得越快越好,超得越多越好。”“支援别人也就是支援自己。”省委及时总结了这些经验,提出了一带二的口号,要求所有的先进单位,都来学大寨、一带二。当然,一带三、一带四更好。总之,要把自己周围的队带动起来,形成一个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这就是大寨人搞出来的具有中国农民朴实风格合作文化特色!

其次,陈永贵在带领大家创业时,不是蛮干,是苦干基础上的巧干。“三战狼窝掌”时,前两次都没有成功,陈永贵和大家一起,群策群力,最后终于想出把拦水的坝修成像窑洞顶那样的拱形,形成具有自然抗力的堤坝,取得了成功。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除了治沟治坡外,还把更多的力气花在改良土壤,建设高产稳产农田上。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寨人终于把耕地建成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成了闻名全国的“大寨田”。

大寨是北方干旱土石山区,山头是石山,山梁和山坡有较厚的土层。这里的年降雨量并不太少,每年在 500厘米 上下,主要问题是降雨量不均,集中在七八月。雨后往往形成山洪,很快下泻,形成洪涝灾害。梁地和坡地下雨存不住,不保水,不保土,也不保肥。除雨季外大沟小沟,都没有长流水,平时是干河沟,一片沙石,下大雨则山洪冲刷,沟边地也不能保收。要修水利工程,上流无水源,沟里没有长流水。修水库,蓄洪水灌溉,既没有合条件的库址,沟又窄水势又猛,很难拦蓄住水。要搞引水工程,近处既没有可靠的水源,而且虎头山上的梁地坡地扬程也很高,不易实现。

陈永贵他们发现,这里发展农业生产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耕地蓄水保墒的能力,提高耕地抗旱、抗涝水平。大寨的干部和群众,在实践摸索中认识到这一条,抓住了这一条,在治沟治坡的同时,改造农田,为把“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建设成高标准的“三保”(保水、保土、保肥)农田,苦干了10年。

加工改造耕地,提高耕地蓄水保墒能力,抗旱防涝,这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大革命。特别是对那些发展水利灌溉的条件十分困难,而常年还有一定降雨量的地方,很有现实意义。

大寨的农田基本建设从1953年冬天开始。从50年代到60年代连续苦干10多年,实现了“十年造地计划”。这期间,大寨农业不断发展,粮食产量直线上升。大寨本是个多灾之地,一般的旱涝是年年有,产量却是年年增加。1957年连续40天的伏旱,1959年连续一个多月的秋雨,是10年中比较严重的旱涝灾害,大寨都抗住了,都比上一年增产。粮食亩产量,从1958年起,就达到和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400斤的要求,1958年543斤,1959年616斤,1960年661斤,1961年672斤,1962年774斤。1963年,遭到特暴雨,山洪暴发,地基被冲毁的、庄稼颗粒无收的耕地180亩(占耕地的1/5以上),粮食总产量仍有42万斤,按有收成的面积计算,亩产仍在700斤以上。大灾大难的1963年,大寨大队除了每人留下口粮400斤之外,全大队还交公购粮24万斤,占总产量的57%,平均每人交售660多斤。

    这就是后来被称作“科学种田”的大寨成果,也是陈永贵对大寨合作文化的科学性把握。

最后,陈永贵对于大寨合作文化大众性的把握就不用多说的。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机器设备,几乎全部靠人力去完成各项工作,也就是人海战术,陈永贵就是运用共产党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办法,最后也是一切为了群众的目的,来完成大寨的一次创业的。

当大寨的“一次创业”取得世人震惊的成就时,大寨那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合作文化,也相应地沉淀下来,成为大寨人无形的财富,这样的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人都需要合作,这样的合作文化积淀,在市场经济里这样的合作文化同样会发生作用。

 

              三、大寨合作文化的传与新。

大寨合作文化在第二次创业中间得以传承,并且在新的环境里面有所创新。在1990年代,大寨人请回了当年的铁姑娘,陈永贵以后接任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开始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寨集体经济的“二次创业”。在二次创业过程中,大寨人保持了大寨的创业精神,并且让大寨的合作文化得以传承和创新。

首先,郭凤莲带领大家依靠集体的力量,充分利用了大寨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用现代企业的观念,就是盘活大寨的存量资产,包括大寨的无形资产。大寨精神是大寨人共有的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它集中体现为大寨品牌。大寨人,大寨企业,大寨企业的客户,在大寨品牌下,得以合作共赢,大寨合作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获得新的存在方式,增强了这一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依托名地、名人大造大寨品牌,可以说是大寨人最精明、最成功之处。大寨,在新一代人手里,如今已成为30多种商品的品牌,中国许多市场都有“大寨”牌商品销售。“大寨”这个品牌的无形资产给大寨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大寨核桃露、大寨牌衬衫、大寨铝塑管、大寨醋、大寨黄金饼、大寨金鹿酒等产品纷纷走出娘子关,行销全国,大寨核桃露的广告在央视热播。来大寨旅游的客人,首先要求喝大寨酒,饮大寨核桃露,吃大寨的压饼、窝头。在着力打造“大寨”经济品牌的同时,“大寨”品牌所凝聚的巨大精神价值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了解,一些“政治明星”“影视明星”也随着“大寨”品牌变成了“经济明星”,郭凤莲带着大寨核桃露饮料,像一名熟练的营销员给客人介绍着大寨的饮品,她说:“我们利用品牌搞联合,利用资源出产品,既宣传了大寨本身,又获得了经济效益。现在党中央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政策上向‘三农’倾斜,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其次,大寨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托大寨合作文化的信誉,迅速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在获取资源,开拓市场方面,产生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人们与大寨合作,似乎格外放心。这样大大增强了大寨企业保持大寨合作精神,合作文化的信心和决心。大寨的新品牌产品,很多都带有大寨与外地企业,与一些明星村合作的性质,有些先富裕起来的村落,还主动给大寨提供了各种资源和帮助,这也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一种新体现,当然这与人们把大寨当作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种标志有关。

最后,大寨合作文化里面的合作创业,合作创新,开拓进取精神依然没有变,人们也许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通过反复思考,终于找到什么该变,什么不该变。该变的是人们在时代变了之后,那些不适应环境的观念,不该变的是大寨人艰苦创业,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是愚公移山,团结一心,振兴中华的合作精神,是大寨人特有的团结精神、合作作风、合作习惯,是已经融入中国文化的大寨式的合作文化。经过多年探索,我们需要从合作文化中坚持不变的的东西。

具体说就是一要抓经济这个基础点,陈永贵那时候是合作抓生产,多打粮食,为国家做贡献,集体经济有了基础,社员安心。现在大寨成了亿元村,集体经济有了雄厚的积累,所以村民对于共同富裕之路,更加坚定。

二要抓人民生活的保障点。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目的。大寨村集体积累多了,大寨党组织把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报答几十年为改变大寨穷山恶山面貌付出一辈子心血的老人们,实行60岁以上老人享受养老金制度,60—69岁每人每月100元;70岁以上每人每月150元,党员200元。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小学校上学全部免费,大学生享受奖学金制度,本科、专科生每人每年1000元,逢年过节为村民分发一定数量的米、面、食油等,至2004年底,大寨在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1000万元,如今的大寨,已是“小有教,老有靠,考有奖”,“吃水不用吊,看病不用跑,运输不用挑”。

三要抓富而思进的创新点。大寨人已经开始积极探索新农村发展的新方法,在亿元村、保障村的基础上,建设生态村。大寨人提出了建设绿色园林生态大寨的目标。对农民种田,采取的是“五统一”的办法,即统一机械耕种,统一水利灌溉,统一购买种子、肥料,统一提供科技服务,统一为农户耕种。对荒山荒坡进行全面治理,近些年来,大寨人已绿化荒山荒坡2300多亩,其中退耕还林400多亩。在1900亩虎头山上,种植了46个树种,30余万株树木,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走进大寨,松柏满山,绿树成荫,四时皆景,虎头山森林公园已成为绝好的休闲、旅游胜地,年吸引游客20多万人次,2004年,旅游收入达968万元,占经济总收入的9.8%。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人居环境也在不断变化,采取个人建房、集体补助的办法,已建起别墅式楼房54幢,建筑面积在180— 220平方米 不等,集体补助占到建筑总投资的50%,三分之一的村民住上了楼房。如今的大寨,已是“房子新化,街道硬化,环境美化”。

大寨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二次创业”,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丰收,大寨的合作文化创新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新进展。

   

大寨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大寨精神,让大寨合作文化进一步得到创新和积淀,这同样是值得大寨以外的人们学习、思考、借鉴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寨人今后会有更多更好的创新,更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在此基础上,有更多的创新,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更加雄厚的文化支撑,这是一项长期的宏大工程,需要我们像愚公那样,作出子子孙孙合作奋进的打算,需要我们像大寨人那样把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而不是只顾自己的享乐,不管他人的幸福,更不是透支子孙后代的资源为本人享用。这样,我们就抓住了合作文化的精髓,从而我们才能更好的与别人合作,别人也才愿意与我们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也只有合作我们才会有美好的未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靠合作才会有希望建成,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事业也才会有希望建成,我们的理想也才会有希望实现。